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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尊尊已经超出家庭了，是处理身份尊贵的人的关系。
其中，有三个问题很尖锐： 一是，权力机关中的党员是否可以不服从法律？彭真说，党员必须服从法律，因为党员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不论哪级党委，更不论哪个负责人，如果他的意见与法律不一致，那是他个人的意见。
但是，与法相对应的党究竟是指什么？是指党中央还是其他各级党的组织？是指党的中央领导人还是省委书记、县委书记等地方领导人，甚至是企业、农村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客观地说，在各级党组织领导权力机关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党很大程度上是被理解为上述各级党组织或者领导干部的。第三，各级党组织尊重和支持权力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职权，是党中央的一贯要求。如果他还不能正确认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要求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无条件地服从他，那么，他就会被认为比人大常委会主任大，比省长、市长、县长大，进而形成党大于法的错误认识。对这个衔接，从不同方面可以作不同的理解，而在党领导权力机关的问题上，这个衔接点就是党内法规的质量和执行力。但是这种处分又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上文所说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时，应当服从谁？这个问题留待下文回答。
四是，阳奉阴违，事先在与党的有关部门协商谈话过程中，对党组织提出的人选和主张都说好好好，但在投票表决时完全变卦。总体上看，党内法规制定的主体、民主程序、规范的对象内容，以及制定的数量经验和成熟程度等，与国家法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些都体现出孔子重礼轻法的价值倾向。
章太炎先生认为：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异夫道家儒人所为，则佞之徒也。法律体现了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法律不能仅被视作包含了一些数学式公理和推演的集合体。孔子甚至提倡：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将法律的必要性几乎都否定了。时间的多元性表现在：这些社会实践对应着各种不同的语境、场所和活动。
《周易•乾文言》有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一种时间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关键原因在于其所假之表述方式的合理性，如在视觉上以钟表为表达即为一例。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孔子说：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韩非认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西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认为：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
中华法系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夏朝，至唐朝达到顶峰，及清末进行了司法改革，其汲取了以儒家、法家等为主的各种哲学思想，适应了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文明，与自然经济、宗法社会和君主政治互为表里。《五蠹》里所描绘的守株待兔的比喻，巧妙地对比了共时性治世策略与历时性治世策略之间的差异。当前，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仍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必须要坚持以现实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为依托，既要避免不顾实际的点状式（跳跃式）制度变革，也要避免法律体制滞后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天有四时，王有四政，若四时，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
人无夏气，何以盛养而乐生。董仲舒所构建的是以天地、四时、阴阳、五行为主体的哲学体系，他在前人将五行配入四时的基础上，将天与阴阳五行之气紧密联系起来，将应时和顺阴阳五行等自然倾向与在天道之下无可回避的儒家人伦、社会治乱相结合，特别提示统治者在治世理政的过程中要注意自然时间的区段差异，通过对秋冬春夏阴阳刑德罚刑庆赏等自然与社会观念进行神秘主义同构，从阴阳中和之道比附出政治刑德之道，实现了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在法制中的对应关联，并为后世广泛接受，成为明清热审秋审等制度的肇始。
时间的言辞性表现在：其产生于一个整体的说服过程之中，即一个特别的时间性对应一个特定的语境。从法律的时间性角度来看，春秋决狱通过在司法领域对遗秦法制观念的应时性转化，推动从引经注律到引礼入法的法制儒家化进程，进而使曹魏以八议入律，晋律有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北齐列重罪十条，隋定十恶，至《唐律》一准乎礼，最终实现礼法合一的目标，并使后世立法代代相袭，在法律领域逐步构建起跨时、稳定的儒家意识形态。
人无春气，何以博爱而容众。这一分析是相当深刻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还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在法律实践中则汉承秦法汉承秦吏，儒家思想并无突出优势。西汉初年，统治者鉴于秦亡之教训，在意识形态上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
实行严苛的督责制，彻底将法律的传承全部人为地取消，历史只读秦记，法令只师今吏。人无秋气，何以立严而成功。
董仲舒强调：王者配天，谓其道。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08-12 进入专题： 古代法制 时间维度 。
其实，时的哲学萌芽很早。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这种作用类似于英国普通法之于制定法的作用。问题的提出 一般而言，时间在社会学意义上具有社会性、多元性和言辞性三个主要特征。荀子延续了儒家的一贯主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他视法律为统驭百姓的工具：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并认为国家的治乱系于人治，否认法律的治世作用：……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主张人君践行古人之德，谋明智之人辅其政事和谐，并以九德为标准勾勒出一幅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时间的社会性表现在：时间并非一种始终存在的、中性的媒介，可由事件在其之中简单地发生。
近人程树德在其法制史著作《九朝律考》中收录了董仲舒以经义决狱的六个案例，这是春秋决狱的发端。沈家本认为，春秋决狱的优点恰恰在于其灵活性，改变以往法网严密、执法酷苛的局面。
（二）法家法制思想的时间观念 就法家而言，从春秋、战国兴起，至秦统一中国时达至顶峰。慎子称：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於法矣。
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赏存心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读书人应试做官后，都有司法的责任，即使位高如九卿者都得参与会审，听讼成为做官不可回避的责任。其实，汉以后儒家已与法家的思想产生了交杂，儒家虽仍以德治和礼治为标榜，但已不再排斥法律的治世作用，儒、法两家的思想趋于调和。
然而，李斯在秦朝统一六国后，提出：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
中国古代法制基于儒法两家竞逐的凝结流变，揭橥了法律在中国封建帝制两千余年之历史中与社会政治所呈现的耦合状态，有效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言辞说服力（以人伦道德为意识形态）的儒家化法律，具备了确保封建社会周期延续的历时性品格，从而推动了稳定统一的中华法体系的建立。《汉书•应劭传》说：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
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结语 法律在时间维度上与社会政治具有共面性，点状静态的成文律例如果不能顺随时间而实现与社会政治的同向耦合，任何曾经有效的法制都将成为辉煌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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